庚子事变记（五）

“浙之三忠”

        有清一朝，廷议时大臣皆可谈自己的观点，极少因持论不同获罪被诛杀。而在光绪庚子年，竟有五位大臣因反对开战罹难。其中徐用仪、许景澄、袁昶三人皆浙江籍，史称“浙之三忠”。

        1、徐用仪，字筱云，浙江海盐人。时任军机大臣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。他反对慈禧废帝立大阿哥溥儁，尤遭载漪忌恨。直隶拳祸起，徐用仪主张力剿，载漪更恨。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杀，徐用仪说：“祸始此矣！”他向庆亲王奕劻建议厚敛克林德。慈禧召集御前会议，徐用仪明确表态称：“奸民不可纵，外衅不可启。”慈禧命他赴驻京各使馆与使节商议缓兵诸事，载漪等视徐用仪为奸邪。许景澄、袁昶被戮于菜市口，家人不敢收尸。徐用仪与许、袁素有交谊便前去查看，不禁泪下。他毅然安排将二人装殓，并料理下葬。

        载漪、刚毅闻知徐用仪此举，遂起杀心。几天后便令拳匪将徐用仪抓捕至庄王载勋府邸。徐用仪心里明知这是载漪擅自做主，却不作分辨。他对载漪、刚毅说：“天降奇祸，死固本分耳！”8月11日，载漪、刚毅下令将徐用仪、立山、联元一同押赴菜市口问斩。临行刑，徐用仪说：“你等僭越妄为，岂能久存？我死于洋人未进京之前，乃所甚愿也。”徐用仪死后，载漪才请旨正法，先斩后奏。徐用仪卒年75岁。

       五个月后，清廷为徐用仪平反昭雪，恢复原有官职。宣统元年（1909）朝廷追谥“忠愍”。浙江同乡在西湖畔为徐用仪、许景澄、袁昶三人建祠堂，称“三忠”。

       2、许景澄，字竹筼，浙江嘉兴人。时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兼吏部侍郎，兼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。拳匪祸起，廷议时，许景澄始终主张兵衅不可启，称《春秋》之意，不杀使节，围攻使馆违背公法。慈禧闻之动容，而载漪等斥其为邪说。许景澄翰林出身，曾任法、德、荷、奥、俄等多国使臣，通晓国际事务，他正是拳匪眼中的“二毛子”。

        几次御前会议，许景澄奏言皆慷慨。力陈拳匪宜剿，使臣不当杀。他与袁昶联名上疏，弹劾大学士徐桐、刚毅、启秀、赵舒翘、疆臣毓贤、裕禄，更暗指载漪等袒护拳匪，词甚痛彻。疏曰：“自拳匪肇乱，甫经月馀，神京震动，四海响应，兵连祸结，牵动全球，为千古未有之奇事，必酿成千古未有之奇灾。……而今之拳匪，竟有身为大员，谬视为义民，不肯以匪目之。……查拳乱之始，非有枪炮之坚利，战阵之训练，徒以‘扶清灭洋’四字，号召不逞之徒，乌合肇事。……今朝廷方与各国讲信修睦，忽创灭洋之说，是为横挑边衅，以天下为戏。且所灭之洋，指在中国之洋人而言，抑括五洲各国之洋人而言？仅灭在中国之洋人，不能禁其续至。若尽灭五洲各国，则洋人之多于华人，奚啻十倍？其能尽与否，不待智者而知之。……大学士徐桐，素性糊涂，罔识利害。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，比奸阿匪，顽固成性。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启秀，谬执己见，愚而自用。军机大臣兵部尚书赵舒翘，居心狡狯，工于逢迎。……臣等有以团民非义民，不可恃以御敌，无故不可轻与各国开衅之说进者，徐桐刚毅等竟敢于皇太后皇上前，面斥为逆说。……应请旨将徐桐、刚毅、启秀、赵舒翘、裕禄、毓贤、董福祥，先治以重典。……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、刚毅诸臣。臣等虽死，当含笑入地。”

        载漪、刚毅等阅之大怒，必欲杀之以泄愤。恰此时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自南京奉命进京护卫，载漪命其沿途搜捕间谍。李秉衡在清江浦抓获来自北京二人，一位是许景澄委派给江督刘坤一送信者，一位是袁昶委派给铁路督办盛宣怀送信者。书信内容皆诋毁载漪、刚毅及太后受愚弄等。李秉衡进京将书信交给载漪，载漪大恨，请旨逮捕许景澄、袁昶。7月28日谕旨：“吏部左侍郎许景澄，太常寺卿袁昶，屡次被人参奏，声名恶劣，平日办理洋务，各存私心，每遇召见时，任意妄奏，莠言乱政，其语多离间，有不忍言者，实属大不敬。许景澄昶，均著即行正法，以昭炯戒。”

        次日许景澄被押赴刑场前，把铁路学堂办理情形，款项情况等经手事项详列清单交代给下属，遂更衣赴死。至刑场，刑部侍郎徐承煜（徐桐之子）为监斩官，见许景澄身着朝服，即令衙役剥掉许景澄衣冠。许景澄曰：“吾等虽奉旨正法，未奉旨革职。况犯官就刑，例得服衣冠。尔作官久，尚未闻耶？”徐承煜赧然。许景澄至死神色不变。时年55岁。五个月后，清廷为许景澄平反昭雪。宣统元年追谥“文肃”。

       3、袁昶，字爽秋，浙江桐庐人，时任总理衙门行走、太常寺卿。袁昶与许景澄友善，主张力剿拳匪。袁昶独自连上二疏，力言奸民不可纵，使臣不宜杀。疏入，留中不发。他与许景澄联名上第三疏，严劾酿祸大臣。未及正式上奏，被载漪、刚毅请旨诛杀。该疏稿为世间称诵（见许景澄段落）。

      7月29日，袁昶与许景澄同赴刑场。袁昶神色自若，问监斩官徐承煜：“吾二人死固无恨，然何罪而受大辟？请以告。”徐承煜叱曰：“此何地，尚容尔哓辨耶？尔罪当自知，何烦吾言。”袁昶答：“尔何必如此作态，吾二人死，当有公论。洋兵行破京师，尔父子断无生理，吾等待于地下可也。”遂转而对许景澄说：“不久即相见于地下，人死如归家耳。”袁昶卒年55岁。数月后与徐用仪、许景澄同时平反昭雪。宣统元年追谥“忠节”。

​（督府蜡像。摄于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）

        与“浙之三忠”先后罹难者，还有立山、联元两位满人，并称“五忠”。

        1、立山，字豫甫，蒙古正黄旗人，时任户部尚书。前文已述立山在御前会议时与载漪争辩。立山宅邸邻近西什库教堂，载漪等便使人放言称，立山在家中挖一地道，给洋人接济食物并藏匿洋人。载漪遂以通敌之名将立山问斩。随后昭雪。顺天府奏请于宣武门外建立山祠堂。宣统元年追谥“文贞”。

        2、联元，字仙蘅，满洲镶红旗人，时任内阁学士。御前会议时，联元当着慈禧与光绪帝的面与崇绮争辩。崇绮是同治皇后之父，清代满人中的惟一状元，资望甚高。崇绮称：“民气可用。”联元对答：“民气可用，匪气不可用。”并称：“两国失和，不杀使臣，公法视不能保护外交使臣为野蛮之国。现在使馆区洋兵不过千馀人，聚而歼之固非难事。然而各国联合报复，若京师不守，其祸将极其惨烈。”载漪力主与各国开战。联元说：“甲午之役，一日本且不能胜，况八强国乎？倘若战败，置宗庙社稷于何地？”载漪指责联元所言不吉利。8月11日，与徐用仪、立山被斩于北京菜市口。后昭雪，追谥“文直”。联元祖居宝坻，后于该地建联元祠堂。

两宫西狩与议和

        8月15日夜，慈禧太后、光绪皇帝乘骡车出德胜门。慈禧穿蓝布衣裤，汉人老妇打扮。光绪帝穿黑色大褂儿，腰围黑布战裙。帝后起居卧具皆未及携带，夜宿民居。随行有端王载漪、庆亲王奕劻、肃亲王善耆、刚毅、赵舒翘、贝子溥伦等数人。虎神营兵千馀人，直隶提督马玉昆（聂士成死后接任此职）兵千馀人护卫保驾。时值酷暑，途中甚苦。

       行至居庸关，延庆知州秦奎良接驾，慈禧换乘秦奎良车。至怀来，县令吴永得知，仓皇跪迎县衙大堂旁边。慈禧入居吴永妻卧室，光绪皇后住吴永儿媳妇卧室，光绪帝住签押房。慈禧坐定后命进食，她这一路仅吃了三个鸡蛋。随后取出梳妆盒，吴永妻是曾国藩孙女，她为慈禧梳头。慈禧遂让光绪帝写朱谕，命吴永去东南各省催粮饷。吴永当晚预备燕席，并为帝后准备了换洗衣服。此为帝后出京三天，第一次踏实吃饭睡觉。慈禧同时传谕荣禄、徐桐、崇绮留京办事（此时尚不知徐桐、崇绮已死）,命李鸿章北上接任直隶总督（8月初裕禄于天津北仓战败逃至杨村服毒自杀），并任全权大臣与各国议和停战。

8月20日至怀来县鸡鸣驿，慈禧（以光绪帝名义）下《罪己诏》，令各省保护教民。随后行经大同、忻州、太原、平遥、介休、灵石、霍州、平阳、闻喜、蒲州、潼关、华阴、华州、渭南，于10月26日到达西安。驻跸陕西省巡抚衙署，设西安行在。帝后在西安修养安顿数月，诸事亦大致可从容料理。

         （鸡鸣驿慈禧寝室旧址。摄于河北怀来县鸡鸣驿村）

       1901年2月14日慈禧再下《罪己诏》，择录如下：“本年夏间，拳匪构乱，开衅友邦，朕奉慈驾西巡，京师云扰。迭命庆亲王奕劻，大学士李鸿章，作为全权大臣，便宜行事，与各国使臣止兵议和。……此次拳教之祸，不知者咸疑国家纵庇匪徒，激成大变，殊不知五六月间屡诏剿拳保教，……各国在中国传教，由来已久，民教争讼，地方官时有所偏：畏事者袒教虐民，沽名者庇民伤教。……拳匪乘机，浸成大衅。由平日办理不善，以致一朝骤发，不可遏抑，是则地方官之咎也。…..朕与皇太后方力持严拿首要，解散胁人之议，特命刚毅前往谕禁，乃竟不能解散。而数万乱民，胆敢红巾露刃，充斥都城，焚掠教堂，围攻使馆。……此则首祸王大臣之罪也。…..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，不割我土地，念列邦之见谅，疾愚暴之无知，事后追思，惭愤交集。惟各国既定和局，自不致强人以所难。……各大国信义为重，当视我力之所能及，以期其议之必可行。……总之，臣民有罪，罪在朕躬。……”

       国家百姓遭此大难，最高决策者下《罪己诏》是历代帝王的本分。知错认错，善莫大焉。该道诏书，归咎于王公大臣层级，撇清了慈禧的责任。这也是此前李鸿章与各国反复交涉的结果，诏书中遂有感谢各国信义为重等文字。

       9月间两宫行至山西太原时，李鸿章即自广东经上海至天津主持与各国议和停战。10月朝廷又任命庆亲王奕劻为议和全权大臣，命刘坤一、张之洞会同办理。慈禧同时下令各地剿灭义和团，上谕称：“此案初起，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，今欲拔本塞源，非痛加铲除不可。”

（李鸿章赴英国驻京使馆。网络图片）

       10月李鸿章抵达北京，与八个占领国谈判。奕劻身为亲王，位列李鸿章之前，但他既不懂外交又无定力主见，故而奕劻很少发言，完全依附李鸿章。另一面，李鸿章的国际威望为各国公认，参与谈判的各国公使皆信任李鸿章。八国中，只有俄国对中国提出领土要求。英美等国只希望保护在华利益及惩治祸首赔款等事项，反对俄国对中国东北的领土主张。李鸿章依据国际法提出：义和团是叛匪，朝廷的开战谕旨不是宣战诏书，故而中国与各国并非国际法意义上的交战国；事件是外国派兵来华助剿叛乱所引起。所以“割地”一项没有国际法理依据，中国只有赔偿军费及损失等义务。所商议条约性质是赔偿协议，而非交战国之间的正式合约。